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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揭露了苏联体制内存在的众多特权现象。他在书中指出，苏联解体前，各级官员享受着明显的特权待遇，这些待遇被系统化且等级化。不同职务的官员享受的特权也各不相同，具体待遇的高低则与其官职的级别紧密相关。

据叶利钦所言，在莫斯科，有多达4万多人享有各类特权待遇，而且这些特权待遇还按级别严格划分。尤其是部长级别的官员，特别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他们几乎处在苏联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可以尽情享受一切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资源。

与这些高层官员的优渥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广大普通人民却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许多人在贫困中挣扎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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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高层人物利加乔夫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1983年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长时，仅仅过了一天，便有了一辆专属的高级轿车。面对这种待遇，利加乔夫提出换一辆低档一些的轿车，却遭到了上级的严厉训斥，理由是他在做“特殊”举动，破坏了党内的风气。这位刚晋升的高级干部对此深感困惑，并对这种说法感到震惊。

1936年，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访问苏联后，撰写了《从苏联归来》，进一步揭露了苏联的阴暗面。纪德在书中指出，苏联的高层领导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举个例子，苏联高层领导的餐桌上常常是琳琅满目的美食：冷盘、各式各样的火腿、各种鱼类如腌制鱼、熏制鱼和冻鱼等。而热菜则更加丰盛，包括虾烧鲟鱼、奶油棒鸡等精致美味。显而易见，这些豪华的餐桌与普通人日常的艰苦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普通苏联人的处境则远非如此奢华。普通家庭的食物来源极其匮乏，人们常常需要创造性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维持生计。肉类、鱼类等蛋白质来源极为有限，而即便是面包，也常常是稀缺品。普通民众无法保障日常的营养需求，因此许多家庭只能依靠米饭、面粉等简单食材做成的基本食品，勉强度日。

在莫斯科，大学生、教师和普通职员的生活同样困难重重。尽管他们的工资微薄，但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合理分配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面包、牛奶、肉类等基本食品供应紧张，没有排上长队几乎无法进入商店，而即便进了店，也未必能够买到需要的东西。这种状况让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与苏联高层的奢华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纪德在访问苏联的黑海东岸苏呼米时，发现一座专为接待苏联高官而建的旅馆，其舒适度和美观程度完全可以与法国最顶级的旅馆媲美，简直是“世间最接近幸福的地方之一”。而这座旅馆旁边，便是一个专为高层官员提供服务的苏维埃农场。然而，跨过农场的界限，眼前却是一排简陋的低矮房屋，每间屋子长宽不足两米，四人共住一间，每人每月的租金为两卢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维埃农场内的饭馆，一顿饭的费用高达五卢布，这对每月工资仅为75卢布的普通苏联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承受之重。对于他们来说，面包和一条干鱼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通过这些对比，纪德揭示了苏联社会中权贵与普通人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

纪德以一种讽刺的口吻写道：“苏联已经形成了‘新资产阶级’，他们拥有的所有恶德，正是传统资产阶级的具象表现。刚脱离贫困的他们，已经开始看不起曾经和他们一样贫困的人。他们渴望享受曾经被他们鄙视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特权，并且早已掌握了如何获得并维持这些特权。”

此外，纪德还揭露了苏联官员享有的不同等级待遇。最享受优厚待遇的无疑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他们拥有所谓的“克里姆林宫份额”，可以享受许多免费供应的商品和服务。莫斯科还设有专门的商店，这些商店只为1930年老布尔什维克、元帅、将军、著名学者、宇航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企业领导提供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比普通商店更便宜、更物美价廉。

除了这些专门商店，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上，还设有专门为高级干部提供商品的内部商店。而莫斯科的国营百货商店中，有一个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部，只有副部长及以上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在这里购物。中央百货商店还设有一个45号售货部，专门服务于较低级别的官员。此外，为了方便高层官员购物，苏联还发放了“特殊配给卡”，这种卡不仅是进入特殊商店的凭证，还明确了官员可以购买商品的金额，级别越高，购买额度越大。

此外，还有外宾商店，它们为高级官员提供廉价的进口商品和社会上稀缺的物品。只有持有“卢布证券”的人才能在这些商店购物，而卢布证券是通过外汇兑换得到的特殊货币，只有少数有权势的官员、外交官和记者等才能获得。

纪德在结束苏联之旅后，深感震撼，他认为苏联高层的生活与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形成了鲜明对比。街头到处可见诸如“人人平等”、“革命友谊深厚”、“共同享受革命成果”以及“同甘共苦共富贵”等宣传标语，但实际上，苏联的社会现实与这些理想背道而驰。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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