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俄乌冲突打的火热,很多人预感一旦欧美放手,以后可能“乌克兰”就成一个地名了。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欧洲多国进入选举年的这2年时间里,外界看到的,却是欧洲多国政府正普遍陷入治理效能低下、民意支持碎片化,和政府政策执行力持续衰弱的集中爆发和恶性循环。从伦敦到华沙,从巴黎到柏林,政治洗牌、政府换届并未改善任何问题,欧洲社会正走向全面“失控”,乌克兰甚至都可能要比欧盟的命长。
以法国为例,马克龙政府经历两年内第五次总理更迭。贝鲁因削减公共支出的预算案遭议会否决辞职,新任总理勒科尔尼甫一上任就面临全国性罢工抗议。这种政治动荡折射出法国社会的深刻分裂:极右翼“国民联盟”支持率逼近40%,传统政治精英的改革议程在街头运动与议会博弈中屡屡受挫。
法国的老冤家,英国,也是这个的情况。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支持率从执政时的40%暴跌至20%,极右翼改革党却以30%的支持率异军突起。经济困境与移民危机交织,伦敦街头爆发的11万人反移民游行中,马斯克等国际势力的介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
德国这届新政府同样面临风雨飘摇的政局。“极右翼”名头的选择党异军突起,而传统2个政党,基民盟与社民党,又在可再生能源问题上的打的不可开交。政策和地方政府经常性“左右互搏”。
很大程度上来说,当下欧洲政治生态的溃散,是多重危机的叠加效应。2015年难民潮冲击、新冠疫情应对失序、俄乌战争长期化引发的能源与通胀危机,以及绿色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阵痛,共同构成了一个任何单一政府都难以全面应对的复杂挑战体系。国家层面执政党往往在短期民意压力与长期战略需求间陷入两难,政策反复与联盟破裂成为常态。
不论是法国、英国,还是德国,通通是在政党相互拖后腿、政策经常性“左右互搏”种,让“执政无力”开始扩散并广泛被社会感知。执政威信和政府公信力,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流失殆尽。套用公知们喜欢说的话,这种情况,才是真正意义上欧洲的“体质问题”。
更要命的是,欧盟内部的南北分化与东西分歧,并未随疫情复苏基金而弥合。反而在产业竞争力、能源依赖度等议题上,变的更加尖锐。德国等制造业大国陷入技术性衰退,法国公共债务突破GDP的112%,南欧国家青年失业率仍高居20%以上。高通膨虽然在近期有所缓和,但数年来的物价冲击已大幅削弱中产阶级实际购买力,底层民众则更依赖国家补贴维持生计。
而福利国家模型在人口老化与移民压力下不堪重负,罢工与社会抗议频发,法国反改革示威与德国铁路工会持续谈判僵局便是明证。这些结构性矛盾使得任何试图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政府都面临极高的政治风险,政策瘫痪遂成为默认选项。
可以说,欧洲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一种突发性的崩溃,而是一种虽然缓慢却难以逆转的治理能力衰退和丧失。欧盟机构改革如《欧洲未来论坛》等倡议推进缓慢,共同防务与能源联盟仍停留于纸面愿景,而扩盟议题更因内部改革停滞而缺乏战略吸引力。当政治精英无力回应民众基本需求,当民族国家重归零和博弈,进而选择抛弃集体行动,欧洲冷战以来,坚持一体化的数十年里,所依赖的核心基础,将注定会走向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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